学术圈将80%的资源集中到学阀、双肩挑手中搞有组织科研
上个月去北方某985高校开会,晚饭被拉去一个包厢。主位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,两边分别是该校副校长、学院院长,再往下是长江、杰青、优青,像梯田一样层层排开。我一个小副高,被安排在门口,负责转桌盘。酒过三巡,老者发话:明年重点专项指南,我们圈定三个方向,谁写谁中
上个月去北方某985高校开会,晚饭被拉去一个包厢。主位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,两边分别是该校副校长、学院院长,再往下是长江、杰青、优青,像梯田一样层层排开。我一个小副高,被安排在门口,负责转桌盘。酒过三巡,老者发话:明年重点专项指南,我们圈定三个方向,谁写谁中
1927年5月4日,上海特别市党部、学联会、东路军政治部、淞沪警察厅、上海各大高校等各界团体数万人齐聚上海公共体育场,召开“五四”运动纪念大会。大会通过了“改组全国学生联合会”“肃清上海各学校反动分子”等决议案,并请求国民政府通缉学阀“章炳麟、黄炎培、沈恩孚、
许晨阳的回归与出走,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脸上。这位数学天才的遭遇绝非个案——从颜宁的"非升即走"困境,到曹原在《自然》封神前的十年冷板凳,折射出中国科研体系深层的制度性溃烂。